本文一
是月,徵又上疏曰:
臣聞求木之長者,必固其根本;欲流之遠者,必浚其泉源;思國之安者,必積其德義。源不深而望流之遠,根不固而求木之長,德不厚而思國之理,臣雖下愚,知其不可,而況於明哲乎!人君當神器之重,居域中之大,將崇極天之峻,永保無疆之休。不念居安思危,戒奢以儉,德不處其厚,情不勝其欲,斯亦伐根以求木茂,塞源而欲流長者也。
解:
這個月,魏征又上書說:我聽說,要想讓樹木長得高,必須使樹木的根扎得牢固﹔要想讓河水流得遠,必須疏通它的源頭﹔要想使國家長治久安,就必須多積累道德仁義。河流的源頭不深卻希望河水流得遠,樹木的根基不牢卻希望樹身長得高,道德仁義積累得不深厚卻希望國家長治久安,像我這樣愚昧的小臣也知道是不可能的,更何況聖明的國君呢?國君掌握國家大權,居於天下最尊貴的地位,有至高無上的威嚴,永保無邊的福祿。如果不能居安思危,不能力戒奢侈而提倡節儉,不能廣積美德,不能戰勝欲望,這就像砍斷樹根而希望樹木茂盛、堵塞源頭而希望河水長流。
本文二
凡百元首,承天景命,莫不殷憂而道著,功成而德衰。有善始者實繁,能克終者蓋寡,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?昔取之而有餘,今守之而不足,何也?夫在殷憂,必竭誠以待下;既得誌,則縱情以傲物。竭誠則胡越為一體,傲物則骨肉為行路。雖董之以嚴刑,震之以威怒,終茍免而不懷仁,貌恭而不心服。怨不在大,可畏惟人,載舟覆舟,所宜深慎,奔車朽索,其可忽乎!
解:
大凡開國的國君,承應天命開創基業,沒有一個不是小心謹慎而功業顯著的。但一旦大功告成,其德行就衰減。能善始的人很多,能善終的人就很少了。難道奪取政權容易而守住政權困難嗎?過去奪取天下力量有餘,而今天守住天下卻力量不足,這是為什麼呢?在創業時,心裡常常懷著憂患,必然竭心誠意地對待下屬﹔一旦功成名就,就會心高氣傲,放縱感情,看不起他人。用誠心與人交往的時候,即使是極其疏遠的北胡、南越,也能夠親如一體﹔當輕視他人的時候,即使是骨肉之親,也會變得形同陌路。即使用嚴嚴刑峻法來監督,以威脅憤怒來恐嚇,最多讓人們盡量避免不觸犯刑罰,而內心並不認同,表面恭順而心裡不服。怨氣不在大小,可怕的是人心的背離﹔水能載舟,也能覆舟,所以應該加倍小心。用朽繩爛索去駕馭飛奔的車馬,這種危險豈可置之不理!
本文三
君人者,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,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,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,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,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,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,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,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,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,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。總此十思,宏茲九德,簡能而任之,擇善而從之。則智者盡其謀,勇者竭其力,仁者播其惠,信者效其忠。文武爭馳,君臣無事,可以盡豫遊之樂,可以養松、喬之壽,鳴琴垂拱,不言而化。何必勞神苦思,代下司職,役聰明之耳目,虧無為之大道哉!
解:
作為國君,在見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時,就該想到用知足來自我警戒﹔將要大興土木時,就應想到適可而止,以求安定人心﹔念及地位高有顛覆的危險時,就應想到謙虛自制﹔害怕驕傲自滿時,就應想到要有像江海容納百千條溪流一樣的度量﹔沉溺於游樂打獵時,就應想到古代的帝王一年隻許出獵三次的限度﹔擔心精神懈怠不能堅持到底時,就應想到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善始善終﹔憂慮耳目閉塞,就應想到要虛心聽取下屬的意見﹔擔憂諂佞小人敗壞朝政,就應想到要端正自身,罷黜邪惡的臣子﹔要實行賞賜時,就應想到不能因一時高興就亂加封賞﹔要進行懲罰時,就應想到不能因一時惱怒就濫施刑罰。做到以上‘十思’,弘揚這些美德,選拔有才能的人做官,遵從正確的意見,那麼有才智的人就會獻出他的全部智慧,有勇力的人就會獻出他的全部力量,有仁德的人就會撒播他的恩惠,有信義的人就會獻出他的忠誠。文臣武將爭相為國出力,君臣之間相安無事,這樣國君就可以盡情地享受宴會與游憩的快樂,可以像神仙赤鬆、王喬一樣延年益壽,可以像虞、舜一樣平時快樂地彈奏琴瑟,上朝的時候端坐在朝堂上,不用多說話而民風自然變得淳朴。何必耗費精神,冥思苦想,代替部下去做具體事務,勞累自己的耳目,浪費才智聰明,損傷無為而治的治國之道呢!
本文四
太宗手詔答曰:
省頻抗表,誠極忠款,言窮切至。披覽忘倦,每達宵分。非公體國情深,啟沃義重,豈能示以良圖,匡其不及。朕聞晉武帝自平吳已後,務在驕奢,不復留心治政。何曾退朝謂其子劭曰:「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,但說平生常語,此非貽厥子孫者,爾身猶可以免。」指諸孫曰:「此等必遇亂死。」及孫綏,果為淫刑所戮。前史美之,以為明於先見。朕意不然,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。夫為人臣,當進思盡忠,退思補過,將順其美,匡救其惡,所以共為理也。曾位極臺司,名器崇重,當直辭正諫,論道佐時。今乃退有後言,進無廷諍,以為明智,不亦謬乎!危而不持,焉用彼相?公之所陳,朕聞過矣。當置之幾案,事等弦、韋。必望收彼桑榆,期之歲暮,不使康哉良哉,獨美於往日,若魚若水,遂爽於當今。遲復嘉謀,犯而無隱。朕將虛襟靜誌,敬佇德音。
解:
太宗親手撰寫詔書回答魏征道:看了你幾次上書,確實寫得非常誠懇,你言無不盡、情切意深,使我讀起來忘記了疲倦,往往直到深夜。若不是你情深義重地關心國家政務,開導我,啟發我,怎麼能提出這麼深遠的謀劃,匡正我的過失呢?我聽說晉武帝平定吳國之後,就開始追求奢侈享樂,不再留心朝政。何曾退朝后對他的兒子何劭說:‘我每次見到主上,他都不談治理國家的宏圖大略,隻說些家常話。這不是能將江山長久地傳給子孫的國君。你還可以幸免遭遇天下大亂,’他指著自己幾個孫子說道:‘然而他們必定會遭遇亂世,並因此喪命。’他的孫子何綏,果然死於酷刑。以前的史書都贊美何曾,以為他有先見之明。我的看法卻不同,我認為何曾不忠,他的罪過很大。作為臣子,上朝時應該想著為國家貢獻自己的忠誠,退朝后則應該想著為國君彌補過失﹔國君實行善政時,要竭力助成﹔國君有過失時,要匡正補救,國家憑借這樣的大臣,才能得到妥善的治理。何曾官職做到丞相,位高權重,應當直言進諫,用治理國家的正確原則來匡正國君,輔佐時政。而他卻回家后發表議論,朝堂上並不直言諫諍,把他的言行看成明智的,豈不是荒謬絕倫嗎?國家就要傾覆了,還不站出來扶助,要他這個宰相有什麼用?你所呈獻的誠懇的建議,使我明白了自己的過失。我要把它放在幾案上,就像西門豹佩戴皮韋提醒自己心平氣和、董安於佩戴弓弦提醒自己果敢決斷那樣,時刻提醒自己。我必定能在晚年把國家治理好,使‘康哉、良哉’的盛世頌歌,不只出現在虞、舜時代。如今,我們君臣之間,就好像魚和水一樣親密無間。對於你的佳謀良策,拖延到今日才作回復,希望你仍能犯顏直諫,無所顧忌。我將虛懷靜心,恭候你的美言。
文本五
貞觀十五年,太宗謂侍臣曰:「守天下難易?」侍中魏徵對曰:「甚難。」太宗曰:「任賢能、受諫諍,即可,何謂為難?」徵曰:「觀自古帝王,在於憂危之間,則任賢受諫。及至安樂,必懷寬怠,言事者惟令兢懼,日陵月替,以至危亡。聖人所以居安思危,正為此也。安而能懼,豈不為難?」
解:
貞觀十五年(641),太宗對身邊的大臣們說:守天下是困難還是容易?侍中魏徵回答說:非常難。太宗說:只要能任用賢能的大臣,採納諫言就可以了,怎麼還說很難?魏徵說:綜觀自古以來的帝王,處在憂患危險的境地時,能夠任用賢能的人,虛心採納大臣的意見﹔到了局勢安定的時候,就必然散漫懈怠。對參與朝政的大臣,只讓他們戰戰兢兢,心懷戒懼,一直這樣下去,國家就會衰弱,走向危亡。聖人居安思危,正是這個緣故。安逸時,能常常懷有警惕畏懼的思想,難道不是很難嗎?
9/13/2009
君道 卷二
本文一
貞觀十一年,特進魏徵上疏曰:
臣觀自古受圖膺運,繼體守文,控禦英雄,南面臨下,皆欲配厚德於天地,齊高明於日月,本支百世,傳祚無窮。然而克終者鮮,敗亡相繼,其故何哉?所以求之,失其道也。殷鑒不遠,可得而言。
昔在有隋,統一寰宇,甲兵強銳,三十餘年,風行萬裏,威動殊俗。一旦舉而棄之,盡為他人之有。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,不欲社稷之長久,故行桀虐,以就滅亡哉!恃其富強,不虞後患。驅天下以從欲,罄萬物而自奉,采域中之子女,求遠方之奇異。宮苑是飾,臺榭是崇,徭役無時,幹戈不戢。外示嚴重,內多險忌,讒邪者必受其福,忠正者莫保其生。上下相蒙,君臣道隔,民不堪命,率土分崩。遂以四海之尊,殞於匹夫之手,子孫殄絕,為天下笑,可不痛哉!
解:
貞觀十一年(637),魏征向太宗上書說:我看,自古以來,凡是承受天命開創帝業或繼承帝位的人,他們駕馭英才,治理天下,都希望自己的品德像天地一樣深厚,光輝像日月一樣明亮,政權鞏固,統治長久,帝位相傳,世世代代無窮無盡。然而,善始善終的少,衰亡傾覆的多,這是什麼原因呢?這是因為他們沒有遵循治國的規律。前朝亡國的教訓不遠,可以引以為戒。以前隋朝統一天下,兵強馬壯,三十余年,聲威遠播,震動外邦,一旦將其拋棄,全為別人所有。隋煬帝難道不想讓天下安定、國家長久,故意要推行桀、紂那樣的暴政,弄得自己國破人亡嗎?他是依仗國家富強,而不考慮后患。他驅使百姓順從自己的奢欲,搜刮全天下的財物供自己享受,挑選全國的美女,探尋遠方的珍寶。宮苑裝飾華麗,樓台構筑峻偉,徭役無窮無盡,戰事無止無休。外表威嚴庄重,內心猜忌險惡。奸佞邪惡的人必定得到他的好處,忠誠正直的人連性命都難保。君臣上下互相欺蒙,離心離德,百姓不堪忍受,國家分崩離析。於是天下最尊貴的國君,竟死在匹夫手裡,其子孫也被斬盡殺絕,為天下人恥笑,能不令人痛心嗎?
本文二
聖哲乘機,拯其危溺,八柱傾而復正,四維弛而更張。遠肅邇安,不逾於期月;勝殘去殺,無待於百年。今宮觀臺榭,盡居之矣;奇珍異物,盡收之矣;姬姜淑媛,盡侍於側矣。四海九州,盡為臣妾矣。若能鑒彼之所以失,念我之所以得,日慎一日,雖休勿休,焚鹿臺之寶衣,毀阿房之廣殿,懼危亡於峻宇,思安處於卑宮,則神化潛通,無為而治,德之上也。若成功不毀,即仍其舊,除其不急,損之又損。雜茅茨於桂棟,參玉砌以土堦,悅以使人,不竭其力,常念居之者逸,作之者勞,億兆悅以子來,群生仰而遂性,德之次也。若惟聖罔念,不慎厥終,忘締構之艱難,謂天命之可恃,忽采椽之恭儉,追雕墻之靡麗,因其基以廣之,增其舊而飾之,觸類而長,不知止足,人不見德,而勞役是聞,斯為下矣。譬之負薪救火,揚湯止沸,以暴易亂,與亂同道,莫可測也,後嗣何觀!夫事無可觀則人怨,人怨則神怒,神怒則災害必生,災害既生,則禍亂必作,禍亂既作,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。順天革命之後,將隆七百之祚,貽厥子孫,傳之萬葉,難得易失,可不念哉!
解:
皇上乘著機緣,將百姓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,使傾倒的八根天柱重新端正,鬆弛的四條地維重新繃緊。不超過一年的時間,便使遠近人民安居樂業﹔刑罰廢棄不用的安定境界,也無須百年便可達到。現今宮殿觀閣、樓台亭榭皇上都已擁有,奇珍異寶皇上都已收藏,佳人美女都已侍候在皇上的身旁,四海九州的人民都已成為皇上的臣屬。如果能借鑒隋朝亡國的歷史教訓,思考我朝得天下的成功經驗,一天比一天謹慎,雖有功德而不自恃,燒掉鹿台的寶衣,拆毀阿房宮的宮殿,居住在峻偉的宮殿裡心裡便警惕危亡,居住在簡陋的房舍中卻感到心安理得,這樣就能與天地的神明在冥冥中貫通,從而達到無為而治,這是德行的最高境界。如果顧惜現成的東西不忍毀壞,那就讓它們仍然保持原貌,要免除那些並不急需的供奉,享樂要再三裁減。即使是茅屋與豪宅共存、玉石台階和泥土台階並用也無妨。要使人民心甘情願地效力,又要不用盡人民的力量。要常想到自己享受的安逸和別人勞動的辛勞。這樣,老百姓就會自願服役,他們依靠天子的恩德而安居樂業。這是德行的中等境界。如果是唯我獨尊,不計后果,不善始慎終,忘卻打天下的艱難,認為有天命可以依傍,拋棄住陋室時的朴素作風,追求雕梁畫棟的華麗裝飾,宮殿在原有的基礎上還要擴充,廣加修飾,其他事情依此類推,不懂得節制,人民見不到國君的恩德,見到的隻是無休止的勞役,這是最糟糕的德行。這樣的做法就好比背著柴草去救火,攪動開水來止沸,是用暴政來替代暴政,與先前的亂政沒有什麼不一樣,其后果不堪設想,後世子孫將如何看待你的事跡?沒有可觀的政績就會天怒人怨,天怒人怨則災害必然發生,災害發生就會引起禍亂,禍亂一旦興起,要保全身家性命和美好名聲就很難了!順應天命,改朝換代之后,大唐將有七百年隆盛的國運,將江山遺留給子孫,相傳萬代。江山難以獲得卻容易丟失,能不認真考慮這個問題嗎?”
貞觀十一年,特進魏徵上疏曰:
臣觀自古受圖膺運,繼體守文,控禦英雄,南面臨下,皆欲配厚德於天地,齊高明於日月,本支百世,傳祚無窮。然而克終者鮮,敗亡相繼,其故何哉?所以求之,失其道也。殷鑒不遠,可得而言。
昔在有隋,統一寰宇,甲兵強銳,三十餘年,風行萬裏,威動殊俗。一旦舉而棄之,盡為他人之有。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,不欲社稷之長久,故行桀虐,以就滅亡哉!恃其富強,不虞後患。驅天下以從欲,罄萬物而自奉,采域中之子女,求遠方之奇異。宮苑是飾,臺榭是崇,徭役無時,幹戈不戢。外示嚴重,內多險忌,讒邪者必受其福,忠正者莫保其生。上下相蒙,君臣道隔,民不堪命,率土分崩。遂以四海之尊,殞於匹夫之手,子孫殄絕,為天下笑,可不痛哉!
解:
貞觀十一年(637),魏征向太宗上書說:我看,自古以來,凡是承受天命開創帝業或繼承帝位的人,他們駕馭英才,治理天下,都希望自己的品德像天地一樣深厚,光輝像日月一樣明亮,政權鞏固,統治長久,帝位相傳,世世代代無窮無盡。然而,善始善終的少,衰亡傾覆的多,這是什麼原因呢?這是因為他們沒有遵循治國的規律。前朝亡國的教訓不遠,可以引以為戒。以前隋朝統一天下,兵強馬壯,三十余年,聲威遠播,震動外邦,一旦將其拋棄,全為別人所有。隋煬帝難道不想讓天下安定、國家長久,故意要推行桀、紂那樣的暴政,弄得自己國破人亡嗎?他是依仗國家富強,而不考慮后患。他驅使百姓順從自己的奢欲,搜刮全天下的財物供自己享受,挑選全國的美女,探尋遠方的珍寶。宮苑裝飾華麗,樓台構筑峻偉,徭役無窮無盡,戰事無止無休。外表威嚴庄重,內心猜忌險惡。奸佞邪惡的人必定得到他的好處,忠誠正直的人連性命都難保。君臣上下互相欺蒙,離心離德,百姓不堪忍受,國家分崩離析。於是天下最尊貴的國君,竟死在匹夫手裡,其子孫也被斬盡殺絕,為天下人恥笑,能不令人痛心嗎?
本文二
聖哲乘機,拯其危溺,八柱傾而復正,四維弛而更張。遠肅邇安,不逾於期月;勝殘去殺,無待於百年。今宮觀臺榭,盡居之矣;奇珍異物,盡收之矣;姬姜淑媛,盡侍於側矣。四海九州,盡為臣妾矣。若能鑒彼之所以失,念我之所以得,日慎一日,雖休勿休,焚鹿臺之寶衣,毀阿房之廣殿,懼危亡於峻宇,思安處於卑宮,則神化潛通,無為而治,德之上也。若成功不毀,即仍其舊,除其不急,損之又損。雜茅茨於桂棟,參玉砌以土堦,悅以使人,不竭其力,常念居之者逸,作之者勞,億兆悅以子來,群生仰而遂性,德之次也。若惟聖罔念,不慎厥終,忘締構之艱難,謂天命之可恃,忽采椽之恭儉,追雕墻之靡麗,因其基以廣之,增其舊而飾之,觸類而長,不知止足,人不見德,而勞役是聞,斯為下矣。譬之負薪救火,揚湯止沸,以暴易亂,與亂同道,莫可測也,後嗣何觀!夫事無可觀則人怨,人怨則神怒,神怒則災害必生,災害既生,則禍亂必作,禍亂既作,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。順天革命之後,將隆七百之祚,貽厥子孫,傳之萬葉,難得易失,可不念哉!
解:
皇上乘著機緣,將百姓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,使傾倒的八根天柱重新端正,鬆弛的四條地維重新繃緊。不超過一年的時間,便使遠近人民安居樂業﹔刑罰廢棄不用的安定境界,也無須百年便可達到。現今宮殿觀閣、樓台亭榭皇上都已擁有,奇珍異寶皇上都已收藏,佳人美女都已侍候在皇上的身旁,四海九州的人民都已成為皇上的臣屬。如果能借鑒隋朝亡國的歷史教訓,思考我朝得天下的成功經驗,一天比一天謹慎,雖有功德而不自恃,燒掉鹿台的寶衣,拆毀阿房宮的宮殿,居住在峻偉的宮殿裡心裡便警惕危亡,居住在簡陋的房舍中卻感到心安理得,這樣就能與天地的神明在冥冥中貫通,從而達到無為而治,這是德行的最高境界。如果顧惜現成的東西不忍毀壞,那就讓它們仍然保持原貌,要免除那些並不急需的供奉,享樂要再三裁減。即使是茅屋與豪宅共存、玉石台階和泥土台階並用也無妨。要使人民心甘情願地效力,又要不用盡人民的力量。要常想到自己享受的安逸和別人勞動的辛勞。這樣,老百姓就會自願服役,他們依靠天子的恩德而安居樂業。這是德行的中等境界。如果是唯我獨尊,不計后果,不善始慎終,忘卻打天下的艱難,認為有天命可以依傍,拋棄住陋室時的朴素作風,追求雕梁畫棟的華麗裝飾,宮殿在原有的基礎上還要擴充,廣加修飾,其他事情依此類推,不懂得節制,人民見不到國君的恩德,見到的隻是無休止的勞役,這是最糟糕的德行。這樣的做法就好比背著柴草去救火,攪動開水來止沸,是用暴政來替代暴政,與先前的亂政沒有什麼不一樣,其后果不堪設想,後世子孫將如何看待你的事跡?沒有可觀的政績就會天怒人怨,天怒人怨則災害必然發生,災害發生就會引起禍亂,禍亂一旦興起,要保全身家性命和美好名聲就很難了!順應天命,改朝換代之后,大唐將有七百年隆盛的國運,將江山遺留給子孫,相傳萬代。江山難以獲得卻容易丟失,能不認真考慮這個問題嗎?”
君道 卷一
本文一
貞觀初,太宗謂侍臣曰:「為君之道,必須先存百姓。若損百姓以奉其身,猶割股以啖腹,腹飽而身斃。若安天下,必須先正其身,未有身正而影曲,上治而下亂者。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,皆由嗜欲以成其禍。若耽嗜滋味,玩悅聲色,所欲既多,所損亦大,既妨政事,又擾生人。且復出一非理之言,萬姓為之解體,怨讟既作,離叛亦興。朕每思此,不敢縱逸。」諫議大夫魏徵對曰:「古者聖哲之主,皆近取諸身,故能遠體諸物。昔楚聘詹何,問其治國之要,詹何對以修身之術。楚王又問治國何如,詹何曰:『未聞身治而國亂者。』陛下所明,實同古義。」
解:
貞觀初年,太宗皇帝對大臣們說:「當國君的原則,必須以百姓的利益為先,如果損害老百姓的利益來滿足國君自身的慾望,就好比是割下自己大腿的肉來充飢,肚子雖填飽,人卻死了。如果要使天下安定,國君必須先修養自己的品德。從來沒有身正而影斜、自身品德修養好了而民間卻亂起來的道理。我常想,傷害自身的並不是外物,而是個人的嗜好和慾望太多所引起。如果國君一味的追求美味佳餚,沉迷於歌舞美女,所想得到的越多,所受到的損害就越大。既妨礙了政令的通行,又擾亂了老百姓的生活。如果國君再說一些違背事理的話,老百姓就會人心渙散,並隨之產生怨恨,離叛的事情也會出現。我常想著這些事情,就不敢放縱自己的慾望。」諫議大夫魏徵回答說:「古代聖明的君主,都能夠先重視自身品德的修養,因此才能通曉萬事萬物變化的因果。過去楚莊王聘用詹何,問其治國的要領。詹何卻告訴楚莊王修身養性的方法。楚莊王又問這樣治理國家的效果會怎樣?詹何說:『沒聽說自身的品德修養好了而國家還會混亂的。』陛下所闡述的道理,跟古人說的一樣。」
本文二
貞觀二年,太宗問魏徵曰:「何謂為明君暗君?」徵曰:「君之所以明者,兼聽也;其所以暗者,偏信也。《詩》云:『先人有言,詢於芻蕘。』昔堯、舜之世,辟四門,明四目,達四聰。是以聖無不照,故共、鯀之徒,不能塞也;靖言庸違,不能惑也。秦二世則隱藏其身,捐隔疏賤而偏信趙高,及天下潰叛,不得聞也。梁武帝偏信朱異,而侯景舉兵向闕,竟不得知也。隋煬帝偏信虞世基,而諸賊攻城剽邑,亦不得知也。是故人君兼聽納下,則貴臣不得壅蔽,而下情必得上通也。」太宗甚嘉其言。
解:
貞觀二年,太宗皇帝問魏徵:「為什麼國君被叫做聖明君主或昏庸的君主?」魏徵回答說:「國君之所以聖明,是因為他能聽取各方面的意見;國君之所以昏庸,是因為偏聽偏信。《詩經》說:『先賢曾經說,有疑難的問題可以與普通平民商討。』上古的賢明君主堯、舜治理國家時,能廣開四面八方的大門以納賢士;廣泛聽取各方意見,通曉遠近情況。所以國君的聖德才能昭然於天下,共工、鯀這樣的人就不能蒙蔽他;奸佞小人的花言巧語及乖張行為也不能迷惑他。秦二世則是深居內宮,只相信趙高而不信任其他朝臣,真到天下都造反了,他還不知道。梁武帝偏信朱異,侯景舉兵叛亂,攻到京城時,竟然還不知道。隋煬帝偏信虞世基,各路的叛匪攻佔城池、搶掠鄉邑,他也不知道。因此國君多聽各方面意見,採納臣下的建議,權臣就無法阻塞言路、蒙蔽國君;而下邊的民情也能順暢的上達。」太宗非常讚賞魏徵的話。
本文三
貞觀十年,太宗謂侍臣曰:「帝王之業,草創與守成孰難?」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對曰:「天地草昧,群雄競起,攻破乃降,戰勝乃克。由此言之,草創為難。」魏徵對曰:「帝王之起,必承衰亂,覆彼昏狡,百姓樂推,四海歸命,天授人與,乃不為難。然既得之後,志趣驕逸,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,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,國之衰弊,恆由此起。以斯而言,守成則難。」太宗曰:「玄齡昔從我定天下,備嘗艱苦,出萬死而遇一生,所以見草創之難也。魏徵與我安天下,慮生驕逸之端,必踐危亡之地,所以見守成之難也。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,守成之難者,當思與公等慎之。」
解:
貞觀十年,太宗皇帝問大臣們:「帝王的大業,創業和守成哪個艱難?」 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回答說:「在國家處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態時,各地群難紛紛起兵,必須功破城池才能使敵人投降,在戰場上取勝了才能使敵人歸順。由此說來,創業艱難。」魏徵回答說:「帝王起兵,必然借世道衰敗混亂的時候,消滅掉原來昏庸狂暴的國君,從而得到老百姓擁戴,天下人都來歸附;奉上天旨意又得到老百姓支持,因此創業不難。然而帝王得到天下之後,志向趨於驕奢淫逸。百姓希望過上安穩的日子,而徭役卻無休止,百姓已經窮困匱乏了,國君的奢侈事務卻還不停止;國家的氣數衰亡常常是這樣引起的。由此說來,守成更難。」太宗說:「玄齡過去曾跟隨我平定天下,備嘗艱辛,出生入死,所以認為創業艱難;魏徵和我一起治理天下,擔心驕奢淫逸的弊端出現,使國家從蹈危亡的境地,所以認為守成艱難。現在創業的艱難已經過去了,而守成的艱難我會與諸位一起慎重的對待。」
貞觀初,太宗謂侍臣曰:「為君之道,必須先存百姓。若損百姓以奉其身,猶割股以啖腹,腹飽而身斃。若安天下,必須先正其身,未有身正而影曲,上治而下亂者。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,皆由嗜欲以成其禍。若耽嗜滋味,玩悅聲色,所欲既多,所損亦大,既妨政事,又擾生人。且復出一非理之言,萬姓為之解體,怨讟既作,離叛亦興。朕每思此,不敢縱逸。」諫議大夫魏徵對曰:「古者聖哲之主,皆近取諸身,故能遠體諸物。昔楚聘詹何,問其治國之要,詹何對以修身之術。楚王又問治國何如,詹何曰:『未聞身治而國亂者。』陛下所明,實同古義。」
解:
貞觀初年,太宗皇帝對大臣們說:「當國君的原則,必須以百姓的利益為先,如果損害老百姓的利益來滿足國君自身的慾望,就好比是割下自己大腿的肉來充飢,肚子雖填飽,人卻死了。如果要使天下安定,國君必須先修養自己的品德。從來沒有身正而影斜、自身品德修養好了而民間卻亂起來的道理。我常想,傷害自身的並不是外物,而是個人的嗜好和慾望太多所引起。如果國君一味的追求美味佳餚,沉迷於歌舞美女,所想得到的越多,所受到的損害就越大。既妨礙了政令的通行,又擾亂了老百姓的生活。如果國君再說一些違背事理的話,老百姓就會人心渙散,並隨之產生怨恨,離叛的事情也會出現。我常想著這些事情,就不敢放縱自己的慾望。」諫議大夫魏徵回答說:「古代聖明的君主,都能夠先重視自身品德的修養,因此才能通曉萬事萬物變化的因果。過去楚莊王聘用詹何,問其治國的要領。詹何卻告訴楚莊王修身養性的方法。楚莊王又問這樣治理國家的效果會怎樣?詹何說:『沒聽說自身的品德修養好了而國家還會混亂的。』陛下所闡述的道理,跟古人說的一樣。」
本文二
貞觀二年,太宗問魏徵曰:「何謂為明君暗君?」徵曰:「君之所以明者,兼聽也;其所以暗者,偏信也。《詩》云:『先人有言,詢於芻蕘。』昔堯、舜之世,辟四門,明四目,達四聰。是以聖無不照,故共、鯀之徒,不能塞也;靖言庸違,不能惑也。秦二世則隱藏其身,捐隔疏賤而偏信趙高,及天下潰叛,不得聞也。梁武帝偏信朱異,而侯景舉兵向闕,竟不得知也。隋煬帝偏信虞世基,而諸賊攻城剽邑,亦不得知也。是故人君兼聽納下,則貴臣不得壅蔽,而下情必得上通也。」太宗甚嘉其言。
解:
貞觀二年,太宗皇帝問魏徵:「為什麼國君被叫做聖明君主或昏庸的君主?」魏徵回答說:「國君之所以聖明,是因為他能聽取各方面的意見;國君之所以昏庸,是因為偏聽偏信。《詩經》說:『先賢曾經說,有疑難的問題可以與普通平民商討。』上古的賢明君主堯、舜治理國家時,能廣開四面八方的大門以納賢士;廣泛聽取各方意見,通曉遠近情況。所以國君的聖德才能昭然於天下,共工、鯀這樣的人就不能蒙蔽他;奸佞小人的花言巧語及乖張行為也不能迷惑他。秦二世則是深居內宮,只相信趙高而不信任其他朝臣,真到天下都造反了,他還不知道。梁武帝偏信朱異,侯景舉兵叛亂,攻到京城時,竟然還不知道。隋煬帝偏信虞世基,各路的叛匪攻佔城池、搶掠鄉邑,他也不知道。因此國君多聽各方面意見,採納臣下的建議,權臣就無法阻塞言路、蒙蔽國君;而下邊的民情也能順暢的上達。」太宗非常讚賞魏徵的話。
本文三
貞觀十年,太宗謂侍臣曰:「帝王之業,草創與守成孰難?」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對曰:「天地草昧,群雄競起,攻破乃降,戰勝乃克。由此言之,草創為難。」魏徵對曰:「帝王之起,必承衰亂,覆彼昏狡,百姓樂推,四海歸命,天授人與,乃不為難。然既得之後,志趣驕逸,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,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,國之衰弊,恆由此起。以斯而言,守成則難。」太宗曰:「玄齡昔從我定天下,備嘗艱苦,出萬死而遇一生,所以見草創之難也。魏徵與我安天下,慮生驕逸之端,必踐危亡之地,所以見守成之難也。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,守成之難者,當思與公等慎之。」
解:
貞觀十年,太宗皇帝問大臣們:「帝王的大業,創業和守成哪個艱難?」 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回答說:「在國家處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態時,各地群難紛紛起兵,必須功破城池才能使敵人投降,在戰場上取勝了才能使敵人歸順。由此說來,創業艱難。」魏徵回答說:「帝王起兵,必然借世道衰敗混亂的時候,消滅掉原來昏庸狂暴的國君,從而得到老百姓擁戴,天下人都來歸附;奉上天旨意又得到老百姓支持,因此創業不難。然而帝王得到天下之後,志向趨於驕奢淫逸。百姓希望過上安穩的日子,而徭役卻無休止,百姓已經窮困匱乏了,國君的奢侈事務卻還不停止;國家的氣數衰亡常常是這樣引起的。由此說來,守成更難。」太宗說:「玄齡過去曾跟隨我平定天下,備嘗艱辛,出生入死,所以認為創業艱難;魏徵和我一起治理天下,擔心驕奢淫逸的弊端出現,使國家從蹈危亡的境地,所以認為守成艱難。現在創業的艱難已經過去了,而守成的艱難我會與諸位一起慎重的對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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